1953年6月至8月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。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，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，此外，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，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。同年9月8日至1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。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，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，由于发言不慎，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，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，都是非常意外的事。其经过情形，据他本人在《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》一文里的记载，略记如下。
11日，梁作长篇发言，先是说要总路线实施有效，必须发动群众起来协力行之。又说，国营企业有工会组织，可以发动工人，工商业有工商联的组织，亦可由他们去发动，惟有农民，土改后大率各自为谋，虽有成立互助组者亦不多，似应促成其组织以便动员。说到这里，他便以其在京之见闻宣称：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，充当一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，因而农民纷纷涌向城市，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。可见工农生活之差，工人在九天之上，农民在九天之下。人才、物力集中都市，虽不说遗弃吧，不说脱节吧，恐多少有点。
政协常委会到此结束。次日，全体政协委员列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，听取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报告。报告完后，毛主席在讲话中不指名地对梁昨天的发言进行了批评。他说：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，认为农民生活太苦，要照顾农民。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。然须知有大仁政，有小仁政，照顾农民是小仁政，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，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，就是帮助了美国人。梁听后，知道毛主席是在批评他，于是当晚写一信向毛主席申辩，希望有机会当面复述原来发言，而后请求指教。
次日星期天，会议休息，晚上怀仁堂有文艺演出，毛主席派车邀梁去谈话，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。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误会，而毛主席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，只是不愿承认而已。
次日，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，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。在周总理发言中，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。至此，梁感到问题严重，认为是“遭到很深误会”，于是请求发言作答。主席同意他的要求，嘱他准备次日发言。
18日，梁做好充分准备，午后到会发言。但当他上台发言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，轰他下台。据他在“日记摘要”中说：“我登台发言，气势甚盛。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，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，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。毛主席立刻厉声说：‘告诉你，我没有雅量！’我正待再说下去，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，要求扯我下台，不容我再发言，我只得下台归座。却还好，我顿然清醒了，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样子。心气平静、敬听几位斥责我的人发言。”在陈铭枢、史良、荣毅仁、许德珩等人的发言过程中，毛主席也随时插话批评梁漱溟。几天所批评的大致内容为：
（一）不是以刀杀人，却是用笔杆子杀人。
（二）反对总路线，提出所谓“九天九地”，“工人在九天之上，农民在九天之下”，工人有工会可靠，农会却靠不住，党、团、妇联等也靠不住，质、量都不行，比工商联也差，因此无信心。
（三）关于雅量。在梁看来，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，这就叫有“雅量”，不承认他是正确的，那就是没有雅量。那样的“雅量”我们大概不会有。但是，我们这一点“雅量”还是有的，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。
最后，毛主席指出，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，对分清大是大非，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。他说：“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借他这个人，揭露其反动思想，使大家分清是非。……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，不值得辩论。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。要说它有什么好处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。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？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。”
最后，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，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。之后，梁即向政协请假，在家闭门思过，听候处理。但久不见下文，而政协的某些开会的通知和请帖依然照常送到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经友人们指点，他便销了假，从1954年元月起，又开始出席政协会议及一些社会活动。此事至此告一段落。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：“我反思34年前的这桩公案，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，则大体如前所述，即阶级立场的不对，与中共理论认识之差异，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。”
梁这次错误，虽未受到什么处分，但对他的思想的批判却持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：1954年春夏之交，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及中国科学院皆组织了小型的批判会。梁在这些会议上均作了检讨。科学院的批判会由学部主任潘梓年主持，院长郭沫若首先发言说：“我过去很尊重他，称他为梁先生，其实我还长他一岁。解放前在上海某次会上，我们二人并排坐，我发言时，梁很不客气地用臂肘使劲戳我，很痛，阻止我发言。现在他反对党的总路线，我们要严加镇压！”郭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。由此可见，当时批判会之气氛。如果说在这年里开的是小型的批判会，那么发展至第二年，即1955年，开的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了。这年全国主要报刊杂志，皆对梁的思想理论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，到9月10日达到高潮，大多知名学者都投入了大批判的战斗。后来出版社将其论文收集起来，出了两本《梁漱溟思想批判》（论文汇编）。
之后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梁漱溟仍然过着极为平静的生活，除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外，多是在家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政策文件，有时也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。（摘自《物来顺应——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》，白吉庵著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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